忆余自幼时，耳目之所睹记，鲜见医而儒者也。乃转而思焉，其凌替当不至是，使得克自振拔者出，而一起其衰，应必有可观者焉。故余极欲留心医学。每为塾师所迫，俾专工举子业，而未遑及之。第其所授之文，寓目即昏昏睡去，总不记忆。间尝取唐宋八家，以及诸名公真稿读之，一见辄能成诵。第期负过高，自维取法乎上者，仅得乎中。以此所为文词，往往不能趋时。后松峰山人为人言余所为帖括，乃传世之作，似非利试之器，当变格以相从，庶几其有合乎。或有告予者，予闻其言而是之，乃改弦易辙，始克幸博一第。第以揣摹入彀，终觉违心。随仍浸淫于古，日取诸子百家纵观之。又念人有七尺之躯，而不解岐黄术，终属憾事。遂将《灵枢》、《素》、《难》，以及历代各家医书，罗列案头，日日展玩。第医理玄杳，又系中年学步，卒未能深造其室。唯论其文章好丑，除经论外，惟李士材、汪等笔墨稍觉可观，余者字句尚多有未能通顺者，遑论其他乎。乙巳夏，山人出所着《说疫》一书，属余弁言。余非知医者，固不敢强作解事。第观其全部文章，理法俱从《左》、《国》、《史》、《汉》得来，神而明之，又自成一子，真乃才人之笔，而讵可仅以医书目之乎。能文之士，取而读之，始信吾言之不谬也。是医也，而进于儒矣，是为序。
时乾隆五十年乙巳榴月眷姻弟春圃王树孝书
叙
谚曰：不为良相，则为良医。明乎良医之燮理阴阳，胥一世而登诸仁寿，与良相之赞元调鼐者侔也。余自幼好读岐黄书，壮而远游四方，欲求所谓良医者，领其所谓卓识伟论，以正所学。历四十年所，郁乎吾怀，迄无所遇，而四方之志，终未少颓弛也。夙闻东武山川，奇秀不减雁宕，每神游马耳常山间，如东坡所谓隐君子者，庶忻然遇之。嗣闻邑绅士显绪王君辈，谈次间曾于诸城刘相国处，遇其胞侄松峰，温文尔雅，善古文诗词，更精岐黄术。余耳其名，而未获一共谈论，蓄怀时怅怅也。因策蹇走七百余里，访松峰于东武之槎河山庄。一见相滂如平生欢。其子濯西，克绍家学，精核医理，出所着《说疫》一书，属余弁言。余受而读之，见其三才融贯，而包括殆尽，古今毕举而搜罗无遗。真足解千百年之疑团，开瘟疫门之觉路。其尤妙者，析瘟疫之名义，分疫证为各种，皆发前人所未发。如所载瓜瓤软脚，赤膈黄耳，痧瘴诸挣等疫疠怪疾，各有简便良方，针灸奇术，皆能回春于瞬息，奏效于目前，真可以参变阴阳，起回生死。则是有《伤寒论》于前，不可无《说疫》书于后，直与《金匮》名编表里相成，参互尽变，将胥天下后世而仁寿之。即云与良相之业并垂千古，亦奚不可之有，是为序。
时乾隆丁未清和月福山年眷世弟刘嗣宗撰
自序
伤寒之不明也，以中寒乱之。瘟疫之不明也，以伤寒乱之。能于其中划然分析，则其于治伤寒瘟疫也，思过半矣。伤寒自仲景而下，承承继继，各有专家。着书立说者，无虑数十种。独至瘟疫，则略而不讲焉。间有谈及者，不过寥寥数语。核焉而不精，语焉而不详。遂至瘟疫一症，靡所指归，往往以治伤寒法治之。非大用温散，即过投苦寒，欲病之愈也难矣。先大人引岚公，一生精于医理，南北宦游，虽簿书鞅掌，间闻人疾苦，莫不竭力拯救。余公聆庭训，非伊芳朝夕。且龆年善病，因得于暇日，取家藏岐黄书纵观之，故颇有会心处。因念瘟疫一门，非他症可比，不能迟之岁月，缓为调理。其见效在一二剂之内，其痊愈在三五日之间。不可不亟为讲究，以共登宝筏。昔吴又可《瘟疫论》一书，较之诸家俱见卓识，独辟蚕业，业已盛行海内。故其方论，兹集一概不录。第就自所经历者，聊纾管见，以羽翼又可，当亦谈疫者之所不斥也。夫疫病所包甚广，而瘟疫特其一耳。又添杂疫、寒疫，各着方论，而症治始备，随编辑酌定，分为六卷。曰述古，曰论治，曰杂疫，曰辨疑，曰诸方，曰运气，亦庶几成一家言焉。第是书之成，锦儿之力居多。其曰《松峰说疫》者，明乎其不敢擅为己有，以成善则归亲之意云尔。其中分伤寒与瘟疫，皎若列眉，而理路治法亦颇审慎，不敢掩古人所长而袭为己有。
亦不敢震前贤名望而为其所愚。第疫症千变万化，治之不可胶执，亦不可师心所顾。同志君子，神明而变通之是，则余之浓望也。夫是为序。